中美38年间“相安无事”绝不是一方的行为。

奥巴马指出中国选择与美国“相安无事”的原因是中国谋求和平的环境以加快中国内部的建设，加速经济的发展。

这是中国历来坚持的“韬光养晦”。

而美国方面选择与中国“相安无事”，则是因为自冷战结束后，38年间，美国基于成本—收益的现实考量，一直对华实行战略对冲。

这是从金融学领域引进的一种投资策略。

美国自知遏制中国会带来极大的成本风险，反而是与华合作能够帮助美国抵消自身在经济金融、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危机，稳定美国的发展。

能够谋求共同利益，是两国政府合作的基础。

不过，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对华战略并不仅限于合作，更多是防范。

这种“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是奥巴马政府的首选。

因为中国加速复兴，让美国有了更深的“地位焦虑”。

冷战后美国兴起“中国威胁论”

“美苏冷战”是一段让世人难以忘却的历史。

哪怕1991年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的结束，但后冷战时代，美国依旧延续了冷战思维，也即树立敌人的思维、谋求绝对安全的思维以及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思维。

这种冷战思维长期存在于美国人的脑海中，尤其是美国的政客们总喜欢用这种固化的思维观察国际事务，从而将东西方绝对对立起来。

他们把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定义为“另类国家”，所思所想就是遏制这些“另类”国家来换取认知上的安全。

比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大国——中国就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威胁论”就是在此时兴起。

美国人一方面对中国多有看低，认为此时的中国在技术和军事层面处于“绝对落后”，但另一方面，他们却鼓吹中国有威胁美国的力量，会加剧地区性的冲突，会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是影响地区稳定的“一颗炸弹”，从而莫名其妙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就要求美国运用其他手段策略维护其利益”。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人认为应该尽早遏制中国的发展，最好从各个维度向中国施加压力。

这样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

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也即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8年间，美国因为大力施行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理念和公平贸易政策，促成了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岗位增加，财政预算从赤字转为盈余的局面，实现了关键性的经济复苏。

在这种美国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包括克林顿在内，美国的一众高官都对中国崛起尚存怀疑，更不认为中国崛起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有效威胁。

到了小布什政府执政时期，也即2001年1月至2009年1月，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小布什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无论中国崛起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都要保持对中国的绝对实力优势，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不过，2001年9月爆发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美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发生了转变，他们把目光从中国身上短暂挪开，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两件事情上。

后两者被视为美国对首要安全利益的维护。

但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之后，情况又有了变化。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一片大萧条，后续的经济增长更是乏力，这引发了美国对自身衰落的担心。

与之相反，中国经济由于自身结构的特点以及积极政策的推动，呈现出较大的活力，并在随后的十年里加速缩小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这让以奥巴马为首的美国人对“中国崛起”再度产生了担忧。

尤其是这期间，中国在联合国、亚太经合作和、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了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也改变了区域乃至全球的实力对比状况。

这让美国对“中国崛起”有了更多的审视和忧愁。

美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积极调整对华的政策和全球与区域战略。

如果说执政初期，奥巴马对华是“接触”和“遏制”两手并行的话，那么到了他对中国有了更大忌惮之后，他对华的态度就越来越强硬，从原本的“接触+遏制”变成了“遏制+对抗”。

这导致中美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更多的变数。

奥巴马的手段

刚刚上任美国总统之时，奥巴马决定对华采取“接触+遏制”的战略。

一方面，他对中国表达了欢迎崛起的态度，又从多个维度发力，想要中国在以西方为首的国际社会中履行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比如，2001年9月，奥巴马就出访中国，与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围绕中美关系、经济合作、能源和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暖等重大国际和地区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诸多共识。

随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有力证据。

不可否认，《中美联合声明》的发表一定程度弱化了中美两国的分歧和差异，也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不过，接触之余，另一方面，奥巴马也在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

奥巴马就职后，就通过对华推行巧实力外交、亚太再平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南海“航行自由”等排他性制度，不断在亚太地区加大其政治影响力。

同时，美国也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明显优势，来起到遏制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全球影响力提升的效果。

其中，美国所提倡的南海“航行自由”至今都在对中国起着十分负面的影响。

这是美国炒作南海主权争议的一种手段。

一方面，美国派军舰擅闯南海海域，挑衅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底线，另一方面，美国支持南海仲裁闹剧，挑拨中国和周边邻国关系，制造紧张地区局势。

如此，中国很容易被集体孤立，话语权也受到弱化。

这就是奥巴马为中国崛起制造的重重障碍。

尤其是奥巴马中后期转变对华战略，从“接触+遏制”变成“遏制+对抗”之后，美国恶心中国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

比如，奥巴马政府就对中国实施过贸易制裁，从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调查到国际贸易争端处理，美国以这些为借口，对中国企业展开了多轮调查并发起多起诉讼。

和往届美国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美国对华展开的贸易调查和诉讼量急剧增加。

有关数据表明，截止2016年上半年，在所有外贸伙伴中，美国对中国执行了最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量总计122条，比第二位的印度多出了109条。

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和敌意之深。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中美关系虽然没能走上互利合作的道路，却也没有呈现出全面对抗的态势。

这和冷战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对冲战略的雏形有关。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就成了社会主义最后的“堡垒”。但因为当时中国虽然具有庞大的体量，综合实力却严重落后于美国，美国认为中国还尚未构成挑战，也就产生了“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

再加上当时美国面临着远超中国的大量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美国基于自身安全出发，不愿与中国走到全面对抗的地步，也就在这些前提下对中国产生了接触、防备、抵制却又不得罪死的态度。

到了奥巴马上台后，哪怕对华态度变得比以前强硬，却也“守着一条线”，多是暗搓搓使绊子或挑衅而不敢在明面上和中国爆发全面冲突和全面对抗。

这是奠定38年来中美“相安无事”局面的一个大前提。

中国对美的政策

奥巴马认为38年来中美“相安无事”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中国一直在“韬光养晦”。事实也是如此。

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行动准则和行动计划，其根本目标是维护本国的利益。

在安全资源主导和经济资源主导两种情况下，基于“积极引导”和“消极惩罚”两种维度，冷战后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类型主要分成四类，那就是战略安抚和战略强制，经济诱导和经济制裁。

其中，“战略安抚”是中国利用本国掌握的已有安全资源，配合美国在相关利益上实现安全利益，借此实现利益交换的政策，如此可以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消极认知，推动美国取消或逐步取消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战略强制”则和“战略安抚”相反，是中国利用掌握的安全资源，阻拦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实现安全利益的一种政策，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也包括形成对抗性同盟牵制美国力量、在国际组织中否决有利于美国的提议等手段。

这种政策虽和“战略安抚”使用了不同的手段，但它们指向了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让美国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同样，经济资源主导下的“经济诱导”和“经济制裁”也是基于这样的目的。

前者利用中国掌握的经济资源，为美国实现相应利益提供便利条件，促成两国利益交换，推动美国取消或逐步取消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如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扩大市场贸易的规模。

后者则是利用中国掌握的经济资源，阻扰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实现利益，迫使美国放弃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政策和行为。

如对美国实施贸易禁运，设置贸易壁垒等。

较客观地描述，以上政策不是中国某一时期对美实际执行的政策，而是中国针对某一事件、问题的主导策略。

因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对美实际执行的政策一般是多种策略的组合。

中国韬光养晦

冷战之后，中国的基本政策一直是稳住阵脚、韬光养晦。

其中，“稳住阵脚”主要指的是国内要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韬光养晦”则是充分考虑自身的实际力量，在对外行为上不带头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尽可能把握外交的主动权。

以1989年至1992年，中国面对美国的制裁所采取的举措为例。

当时中国最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摆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制裁。

考虑到当时中国自身的实力较为弱小，中国虽不赞成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争行动，却也没有坚决反对，中美两国事实上达成了默契。

除此之外，考虑到战后美国一直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1989年后，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全面否定核不扩散体制，并在1991年正式决定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992年，中国更是以美方取消1991年6月对华三项制裁为条件，接受了《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指导原则。

中国的合作姿态和协调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措施陆续取消或松动，1992年底，美国还正式宣布解除中美高层解除的禁令，为中美高层会晤及中美展开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事实上，中国历来都向往和平而反对战争，以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出发，中国更愿意采取的对美政策也一直是“争取”而非“对立”。

不过，中国的克制和合作政策虽然能在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上取得关系的一定程度改善，却在争取美国共同遏制台湾“独立”方面效果并不明显。

因此后期中国对美从“战略安抚”转向“战略强制”，争取遏制台湾“独立”，同时实行“经济诱导”，取得解决经济分歧和与之相关的政治矛盾的明显效果。